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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谁来关注【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7 16:58:51 阅读: 来源:色差计厂家

■本报记者 黄胜利

“我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将成立自己的协会,顾问是冰心的女儿吴青老师。”11月7日,张歌真在他主办的明圆学校海淀校区的教师会上,兴奋地告诉参会的教师。

“实际上这是弱势群体的自救行为。”会后,张歌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作为未来促进会朝阳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之一,张歌真最近很忙,“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促进会已向政府提交了成立协会的申请。”张抑制不住微笑地说。

“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的权利,更好地跟政府沟通。”一直为农民工子弟教育呼吁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青说。

义务教育与农民工子女无缘?

“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11月10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争取到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1月16日,全球CEO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透露,中央财政将全面支持农村明年真正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他明确表示,明年要给农村的孩子免去全部学杂费,对于特别贫困的还要由政府提供免费的书本和住宿费用。

“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表示。

显然,免费“义务教育”正在走向实质性实施阶段。但农民工子弟这一介于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群体,目前还处在沉寂中。在采访众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及教师时,他们给记者的答复是,政府这些政策、规划与他们似乎毫无关系。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则有近2000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323万,其中流动儿童为46.7万,占流动人口的13.7%。

我国现在的义务教育体制是学龄人口按户籍属地原则入学,以区域分割的户籍体系为支撑。

“这些农民工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离开了原居地,实际上丧失了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啊。”吴青说。

在夹缝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大力扶持一批,整治、限改一批,关、停、并、转一批。”这是目前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办了十年打工子弟学校的张歌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打工子弟学校能到今天这一步,一路上是在夹缝中走过来的。”张感慨地说,而这也是记者在采访数位打工子弟学校主办人时,他们提的最多的一句话。

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持续十几年,在庞大的流动群体中第二代移民已然出现。

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与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等多种制度障碍,随父母由流出地来到流入地的流动儿童无法享受与流入地儿童完全相同的教育权利与机会。

农民工子弟上学难,一直成为这些外来人口最头痛的问题。

而最初一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主办者,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初衷非常简单,绝大多是由于自己或亲戚的孩子在城市没法读书,或由于在城市公立学校高昂的借读费面前止步。

“当时,亲戚家的孩子到了八九岁还没上学,甚至有些孩子十来岁,还在帮父母捡破烂、做买卖。”昌平区汇蕾学校的主办者潘兹银向记者讲述他的办学经历时说,作为教师出身的他,在亲戚的请求下,1996年,开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之路。

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到1998年后进入迅速发展期。

截止1999年4月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有114所其中1992~1997年办的48所1998年办的61所,学生总数1.07万人。

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多半是来自各地公办学校的教师,其余的则属其他行业半路出家。他们在位于城乡结合部,通过个人能力,租借办学经费和设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办学。

“实际上这些办学者,是协助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吴青对打工子弟学校表达了看法。

2002年3月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提出“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参照本市的办学条件标准,在报经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学校。”

“按照政府的规定,可以肯定的说,除了贵族学校,没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符合办学标准。”张歌真说,在记者采访中,打工子弟学校的主办者无一不表达这一观点。

由于打工子弟学校在实际运转中的情况,政府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一标准执行,“政府大多采取的是默认态度。”史柏年说。

这一现实存在使得打工子弟学校,身处一个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局面中。

2003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尽快制订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但师资、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不得降低。

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出台,使得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从“暗处”走向“明处”,“以前没有取得合法的手续,整天提心吊胆,不敢扩大规模。”很多领了办学资格证的主办者向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何去何从

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9月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费用负担的措施还有: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制定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

记者在采访家长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时了解到,农民工子弟实际上进入所在城市的公办学校难度仍很大。

更多的流动儿童因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差、害怕在公办学校受歧视、升学考试受户口和地域的制约等诸多因素,仍然不能或不愿到公办学校借读。多数流动儿童选择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农民工的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容易,目前公办学校也难以全部容纳。”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告诉记者。

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北京市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为300元至800元,学校的运转基本上完全来自于向学生收取的学费。

“我们收到100元的学费,就只能拿出99元办学。”张歌真告诉记者。 “如果学校完全不赢利,那就办不下去。”

记者在采访众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主办者时了解到,大部分学校在整个收支走平的情况下,略有盈余。

而实际上,这些盈余是在尽量降低办学条件,尽量降低员工数量的基础上实现的盈余。这些学校大部分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师流动过快;有些学校门窗破裂,教室里烧着煤球取暖,桌椅破旧,教学设备奇缺。

“实际上,我们只能是保证农民工的孩子有书可读,而教学质量是不敢保证,因为条件不容许。”潘兹银无奈地告诉记者。

“像有天赋的孩子,尤其是读初中阶段的,我们学校一般都是劝说家长,让他们把孩子送到好的公办学校,因为条件确实有限,我们不能耽搁孩子啊。”

多重解决途径政府应有作为

“首先是理念的确定,每个孩子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吴青说。而对于农民工子弟同样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参与者和纳税人,他们的子女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吴青还表示,目前存在着设立重点学校以及城乡二元制结构,这就人为地导致国家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不平等,政府对此应有所作为,力争让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实际上是帮助政府解决了适龄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解决应该是政府的职责。”吴青说。

政府在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城市义务教育全部免费,都有相关的规划和措施,但对于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目前还没有任何说法,实际他们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和农村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史柏年告诉记者。

“目前农民工子弟在接受义务教育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问题。”史柏年说。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劳动力流向,实际上,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不够快,国家应该鼓励农民工进城,政府应该加大教育设施投入。”史说。

但相关专家担心,一旦城乡二元制完全取消,义务教育城乡差别消失,可能会出现大量专为子女进城读书的流动人口,而这将造成城市公共教育资源的吃紧。

而据《中国教育报》3月份报道,厦门市同安区规定,只要在同安区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非厦门市外来农村户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就可为其子女申请入学。同安区财政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农民工子女在交纳同城市孩子同等费用的情况下,享受同等的权利。

乌鲁木齐市一直坚持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应以公办学校为主渠道的思路。一方面,政府投资兴建了雪莲小学、市74小、市65中、市48中等新学校,用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问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公办中小学挖掘潜力,尽可能多地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为此,乌鲁木齐专门指定一至两所小学和中学用来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就学。

在采访中,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呼吁社会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让更多的基金会、企业甚至个人对其提供援助。

潘兹银所主办的昌平区汇蕾学校,占地15亩,拥有200米的跑道,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算是办学条件较好的一所。

而谈到学校的发展,潘告诉记者,学校受到众多公益组织的援助。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金龙鱼专项公益基金,资助汇蕾学校149个孩子每人每学期300元。今年又收到美国大使馆资助的50台电脑;NBA资助的15万元用来建设学习与阅读中心及篮球场;加拿大大使馆也以公益之名赞助了23万元。

这些都是潘兹银通过朋友、自身关系网,通过个人努力争取到的资助,“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毕竟少数。”潘说。

昌平区新龙学校的主办者宗宝平,向记者讲述了今年一件关于基金会的事。韩国委托中国青年基金会,送给了民工子弟学校一批校服,计划给新龙学校550套,宗保平高兴地签了接受协议,并把这个消息提前公布给了全校师生,但等到宗去领取校服时,基金会却只能提供300件。

“这让我非常恼火,全校7百多学生,每人一件都不够,大家非常失望。”宗说,“太没有秩序性了。”

显然,缺乏秩序性的基金会现实,通过公益资助解决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还不具备成熟环境。

对于今后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的问题,浙江大学吴华教授向记者表达了国家施行教育券的构想。

“国家给每个适龄儿童发放同等面值的教育券,不管农村和城市的孩子。”而领有教育券的孩子,持有教育券无论流动到哪里,都可以享受务教育的权利。

每个孩子领取的教育券面值首先应以贫困地区为标准,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指标的发展而逐年相应增加。

而对于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不同,教育经费投入也不同的问题,吴华告诉记者,这就根据各地具体的经济状况、具体的教育成本,当地政府再在教育券的基础上,适当补充不足的经费。对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弟,他们在接受流入地城市义务教育时,所在城市在教育券的基础上,具体补充了多少教育投入,中央政府根据教育券就能了解的非常清楚。

作为多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践者,张歌真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最终趋势是政府为主,也就是农民工孩子大部分都流到公办学校,而社会力量办学为辅。

而目前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农民工子弟学校作为解决这些孩子读书的主要途径,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该给予大的扶持。

张还向记者提起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的做法。在大兴区外来人口最集中的旧宫镇,2004年,在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将三所公办学校合并一所的同时,将空出来的原公办学校校址,对社会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主办者进行低价公开招标,而招标的主要标准是办学者的办学信誉和办学经验。

最终,凭借多年的办学信誉和办学经验,张歌真以13.8万元的最低价中标。中标后的学校,里面一应办公设施齐全,另根据办学中的实际需要,九宫镇政府还给予适当的设备补充,推荐校长人选。

“这些做法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是一个确实有效的措施。”张说。

史柏年也表示,今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农民工的子女最终会选择公办学校,而一些办的好的、坚持平民理念办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仍然会存在下去,作为公办教育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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